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破产农民多沦为依附农，国家控制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和兵役征发，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严重政治问题。
王莽以为，秦社会危机是因为“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而西汉末年社会经济危机四伏是因为“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因此之故，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为免于步秦汉后尘，王莽认为在当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自耕农大量丧土沦为佃农的境遇下，“一夫一妇百亩”的理想制度才是最妙。
据《汉书》载，公元9年王莽登基伊始，即下诏盛赞“一夫一妇田百亩”的井田制，遂根据古书上的井田制度颁布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这王田之名，取自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天下都是一个人的。并规定一家有八个男子，可拥有田一井，即900亩，超过标准的要将多余之田分给宗族乡里中的无田户；原先没有土地的，以一夫一妇为标准，受田百亩；王田不得买卖；非议井田的，要流放边陲。
井田制，夏代就实行过，商周因夏制也行井田。孟子描述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汉代的亩制，比今天的亩制要小得多。一夫一妇受田百亩，约合今天的30亩，在当时的生产力之下能胜任。一家有八个成丁男子，按八对夫妻的标准本应受田800亩，之所以规定不超过900亩，是因为按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古制。在诏令之下，王田制确实是实行了，然而仅仅是部分实行而已，而且还打了折扣。
譬如，诏令虽然白纸黑字，但是并不保证有些受田农民，得到法定数额的田地。按王莽即位前的全国垦田数额与户数平均计算，每家每户仅能得67亩左右。在人少地多的郡县，农民有可能得到法定数额土地；而在人多地少的狭乡，王田制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尤为关键的是，政府单方面改变现有的土地状态，严禁土地买卖，损害了大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反对之声四起。王田制，本学自书本上古代的井田制，想解决现实土地问题而托古改制，比之汉哀帝时师丹的“限田限奴”还有过之。哀帝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地农民依附豪强，宁愿忍受“太半之赋”，师丹便联合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蓄养奴婢，因为勋贵宠臣皆以为“不便”，哀帝便下诏“且须后”。
因此，一时“救急”的师丹改革方案便被搁置起来，沦为一纸空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莽的王田制，又怎么能行得通呢？所以到了始建国四年，中郎将区博提议，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颁布诏令三年了，王莽当然也知道实行起来困难，便顺水推舟地说：“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
至此，王莽实际已向土地所有者妥协，听任土地买卖，而宣告王田制中废。
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而当时，土地不准买卖可能吗？只要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没有土地买卖，而王莽要实行土地国有之前，井田制在西周就已穷途，战国时更见崩溃，之后经过秦与西汉两百多年，私有买卖已成常态，王莽以一纸诏令力挽狂澜，阻挡人心私欲，焉能如愿？
同时王莽虽然是一个大胆的设计者，却不是一个好的实践者，更缺少一个行令如山的队伍。他以臣位取得王位，便尤其防范臣下效法。《资治通鉴》上记载：“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
一个领袖严防臣下到这种地步，又怎么可能放开手脚让其执行政策呢？
从商鞅到王莽，一个是废井田为私田，一个又要废私田而为井田，从公到私，再从私到公，历史的循环遥遥相隔近三百五十年，真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这三百五十年来，秦汉是第一大变，公私是第二大变，中国社会从此定下了基本的相貌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