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权威以维护华夏秩序，然而自犬戎入镐京、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开始衰微，天下共主逐渐变得有名无实。从此中原各路诸侯进入了大国争夺霸权乃至兼并灭国的大争之世，史称“春秋战国时期”。
经过了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以后，韩赵魏楚燕齐秦成为最强大的七个国家，被后世并成为“战国七雄”，这其中秦国的发展最为显著。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秉承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法、纵横家的务实邦交之策，宛若脱胎换骨一般。到了嬴政继位之时，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早已对山东六国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了。正因如此，嬴政虽主持了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却并太多悬念可以言谈。
事实上，在十年统一战争（公元前231-前211）中，真正将嬴政君王风范展露的并不是那些秦国在战场和邦交上所取得的胜利，反而是一次惨痛的失败，那便是李信伐楚之战。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复楚庄王问鼎中原的霸气态势，国力衰落不堪，但领土却依旧广袤。当时秦国刚刚消灭了魏国，从西部（巴蜀故地）和北部（魏韩故地）两个方向压迫楚国，灭楚之战势在必行。然而面对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对手，秦国高层存在两种迥异的意见。其中老将王翦认为秦国应当聚集60万大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渐挤压楚国的生存空间，并在大约耗时两年之后彻底灭掉楚国；另外一种则是由当时秦国的新兴少壮派将领李信提出的，主张运用20万秦国铁骑，环环部署、闪击楚军，通过长驱直入、攻占楚国都城寿春的方式速战速决。
如果单从理论上来看，这两种策略各有优缺点。其中王翦的灭楚之策耗时太长，60万大军两年时间的粮食开销就至少需要50万吨，更罔论还有马匹和劳役的耗损。如此巨额的费用，纵然秦国能够勉强拿得出手，也必然伤筋动骨。至于李信之策，则需要高度缜密的执行效率，必须马不停蹄、昼夜星驰，确保计划的每一步都严丝合缝，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差池。几经争论之后，秦王嬴政决定采纳李信之策，这导致依然坚持己见的老将王翦决定辞官归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王翦的判断。
原来，李信的战法对于秦国而言虽然成本更低，但容错率实在太小，这导致其必须从一开始就在广阔的荆楚大地利用好有限的兵力，为此不惜分兵一部给蒙武统领，以期包抄楚军，并很快就逼近了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这种不给楚人一丝喘息之机的打法，固然使得对方难以组织起来有效防御，却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由于秦军各部所面临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各部之间的推进速度不一，加之古时候又没有今天这样精密的时间和联络工具，导致各部间隙越拉越大，与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存在问题。恰在此时，原先已经投降的几座楚国城池突然反叛（昌平君主事，楚公子、秦相邦、嬴政舅舅），切断了秦军的后路，导致李信计划被彻底搅黄，秦军也就全线崩溃了。
事实上，如果李信手中的兵力充足，尚有回旋余地，奈何此时的秦国20万大军早已各有所职，他的手中一点备用兵力也没有了。最终，头一天还在高歌猛进的20万大军不得不在第二天仓皇逃命，甚至就连身为主将的李信也是在蒙武所率偏师的掩护下才侥幸逃回咸阳的。如果按照以往诸侯国战的惯例，此时的李信必定将要被按上一个败军辱国的罪名，毕竟战法章程是他提出来的，败仗也是由他自己打的。然而，嬴政不仅没有迁怒于任何人，反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
一方面嬴政赦免了李信的死罪，另一方面他亲自前往老将王翦的住处登门致歉，并期盼其能重披战甲，以行灭楚大计。通过这两件事情，嬴政相当于赵高朝野，李信伐楚之战失败的责任完全由他一人承担。之所以如此，是虽然先前伐楚决策的提议者和执行者虽然是李信，但最终的拍板者却是国君本人。秦王当然可以选择对李信治罪，借以保住国君的颜面，但此后还有哪位朝臣敢于舒畅胸臆的出谋划策、主动请战呢。就如同秦昭襄王时期，秦赵长平大战，赵括在赵王的决策逼迫之下主动出击营救被困赵军，最终战死沙场。后来赵国朝堂竟将战败之责一股脑地推到了赵括头上。
正是基于宏伟远大的政治目光，嬴政决定将李信赦免和保护起来。此后王翦再度披挂上阵，统领秦军60万，采取步步为营之策，用了一年多时间平推了楚军主力、灭了楚国。至于李信则在战败以后被秦王雪藏了一段时间，后来在难度较低的灭燕之战中被归入王翦之子王贲的麾下，并于辽东在追击燕国残军之时因俘获燕王喜而立功。不难看出，嬴政之所以会对李信有如此安排，必定是在刻意培养和扶持于他。毕竟在李信伐楚之战中，其所犯下的是决策层面的错误，战术战法并无过错，而前者完全可以凭借眼界和资历的积累得到磨练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将李信等一批少壮派将领培养起来，秦军才能称得上是后劲十足。
综上所述，在嬴政从秦王蜕变成为秦始皇的十年间，秦国虽然凭借六代君王的积累，早已形成了对山东六国的碾压态势，但从他处理李信伐楚失败的事情中，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位勇于担当、爱惜人才的君王。所谓知易行难，嬴政对李信的宽仁处理、对王翦的登门致歉恰恰是身居高位者最难以做到的。祖龙，无愧千古一帝！
